這星期忙到要死,連寫個仆的機會也沒有,今天終於坐下來,停一停,諗一諗...

兩星期多之前收到karol的電郵,標題是「1989年你幾多歲?」

2007年6月4日星期一,忙得透不過氣來,原因是bloomberg emerging artist programme 的application deadline,想不到收到過百份計劃書,單是拆公民袋都拆到手軟!在沒完沒了的工作量之下,我已經作好心理準備會在辦公室工作至深宵,這種情況對現時效力的公司來說並不常見,然而在以往搞festival時卻是理所當然的事。我不介意工作至深宵 — 只要有跟自己一樣有心的同伴,共同朝著同一個目標和有著同一個信念,不會潑你冷水,不會藐視你在負責的工作。那應該是我比較懷念以往的工作的原因。

1989年我年紀尚少,其實不大知道事情是為何發生,怎樣發展。印象中小學老師吩咐我們畫一張悼念卡,於是我就一如以往般「請槍」,哥哥用鉛筆在白畫紙上掃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當時我還沒搞清這四個字的意思,卻竟敢略嫌只有黑白而沒其他色彩的悼念卡似乎有點單薄不夠吸引。

對六四的記憶並不是源於1989年,而是11年後(說來實在慚愧),2000年在大學二年級的一個課堂上,Steve播放了歷時4小時的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先別學術地討論這齣紀錄片的立場或是對某一些人的描寫,然而它實實在在的讓我感到那股無比的震撼和感動,絕對不是言語筆墨能夠形容。

震撼的也許是當時學生的那團火,就是那共同朝著同一個目標和有著同一個信念並且不顧一切的那股激動,可以一天到晚在天安門前,他們是沒有很「完善」計謀,但他們的心意卻表達得很清晰。

於是,我和當時的幾位同學,就著這題目,先把《天安門》的DVD翻燒了數十個copy,於2000年6月4日在學校一角很即興地做了一個video installation,我們就地取材,把DVD放在當時的general lab 2,即現在的editing lab的每一部電腦裡,關了大半個dept的燈,於是約30個電腦螢光幕在暗黑的環境下同時亮著,重複著幾十個柴玲的哭泣畫面、學生與坦克車對峙的場面。從教學用的電腦上,簡單地運用low tech的power point,打上了 “Romeo & Juliet, died on June 4th 1989” 幾個字,在已有的空間及設施上,投影一個電子墓碑,這就是我們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 一個花費不大,很原始又很用心的錄像裝置。

1989年我9歲,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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