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期待《殺人犯》,全因這齣電影的宣傳技倆,積極地在告訴你它有多突破多不平凡,影帝郭富城配李安的門生、首次坐上導演櫈的周顯揚,加上年輕編劇杜緻朗,上趙《不能說的秘密》叫人鼓掌,還有一大堆經驗豐富的製作單位共同炮製,就算不是一等一大片,也不可能失禮吧。誰知這齣足兩小時的作品,上畫未夠一星期就幾乎給一面倒評為爛片,矛頭直指編劇再指導演,最大指控是劇本牽強,故事不合情理,佈局反常錯亂,被評為「不合乎人類常理的離奇題材」,甚至有指「當觀眾白痴」… 總之就慘不忍睹。

評一齣電影容易,拍一齣電影難。此篇文章沒打算多踏一腳,也沒資格為導演及編劇評反,值得提出的是《殺》片作為文本研究的解讀空間相當之大,這是不能忽略的事實。

空白的模仿
先別論結局是否出人意表得突兀,整體故事情節、人物、橋段總覺似曾相識:《七宗罪》式的連環謀殺案;淩光(郭富城)與阿鬼(張兆輝)於破邊州警察《無間道》式的正邪對決;疑似《20世紀少年》的因果 ﹣因兒時之禍而引致將來的報復;湯告魯斯在《未來報告》(Minority Report)為自己脫罪而走火入魔地調查;兇手以《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方式一次過從頭到尾道出事發始末;《凶兆》(Omen)的父子關係與結局的中槍場面等等,大可以說是炒雜燴之作。此話並無貶義,炒雜燴正是美國左翼思想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指出拼湊文化(pastiche)的特性。後現代主義被認為是一種拼湊文化,當中沒有諷刺或嘲弄的動機,純粹中立而又單純地結集不同資源來組成自己的作品,這手法在精神上不是要向某些人或某些資產致敬,而是一種對歷史典故洋洋自得的表演為特徵的文化。

與其說這些情節場口參照指定電影,倒不如說它們無處不在。試問又有多少橋段是我們能肯定地指出其來源或視為原創?連環謀殺案作為主題的例子數之不盡,經過複製再複製後重新整合的,已經無法得以拆解辨析誰是「原作」(original),消失的原作令我們無法知道真實從那裡開始,這種沒有原作的複製品,正是法國思想家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所說的「類像」(simulacra)。

當原作與類像已經分不清又弄不開、徹底混和的時候,它更揭示著一種沒有來源或真相的真實,即是一種「超真實」(hyperreality)。超真實可理解成真假難辨的狀態,它比真實顯得更真實,卻又看似毫無根據,但既然原作早就失落,再問根據存在與否便早已變得失當並不合時宜,所以後現代早已不問真假改談超真實。

超真實更符合情理
兇手在揭謎之時,先後兩次對凌光說:「你真的覺得如果說我是鬼,你會容易一點接受嗎?」這句對白,是問凌光,也是在問觀眾。假如結局由「不能以常理解釋的」魔鬼邪靈作怪為原因,我們定能把劇情套進驚慄鬼怪片的框架之中,皆因那些撞鬼或著魔的故事,經過不停複製再複製後得出了太多大眾「認可」的「合理」情節,製造出比真實更真實的理由,讓人習慣無理地把鬼神之說合理化。相反而可悲的是,我們竟無法接受現實世界確切存在的案例,更沒法接受新鮮的真相,只能在重覆的題材之中繼續炒雜下去,才合乎人類常理。這到底是誰欠缺應有的邏輯及常識?